配资平台代理 早期广东农民运动标语口号为何能“一呼百应”？

十五运会即将到来配资平台代理，“激情全运会，活力大湾区”“全民全运 同心同行”等标语口号已遍布粤港澳大湾区的街头巷尾。运用标语口号开展社会动员是党的宝贵经验。回望历史，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风起云涌的广东农民运动正是利用标语口号的形式进行政治动员、凝聚人心和开展斗争。

在早期广东农民运动中，标语口号首先是构建身份认同、集体认同、动员感召的媒介，最突出的特点是“共情”；其次，简短有力的标语口号，不仅能重构农民“耕者有其田”认知框架，还能通过“农民—地主”的二元对立叙事、抓准农民利益的核心诉求的最真实直白的表达，产生“一呼百万应”的效果；另外，标语口号更是行动指南。广东早期农民运动标语口号的内容紧随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农民的需求及时提出，为广大农民明确了任务和方向。

广东农民运动中所打造的标语口号是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语言活化石，先行者们对于标语口号传播的策略以及大众化、通俗化探索和实践，直至今天仍为创新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全文如下：

社会动员中标语口号的作用机理分析——以早期广东农民运动的标语口号传播为例

标语口号作为一种宣传鼓动的语言形式，一般用富有纲领性和鼓动性的句子供户外张贴或游行时呼喊，兼具视觉与听觉感受。标语口号因其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简单明晰、制作方便又易于传播的特点而成为政党最常使用的政治宣传方式。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标语口号发挥的作用：“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

1922—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广东，从东江到西江，从珠江三角洲到粤北山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主导下，掀起了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被唤醒的广大农民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客、官僚买办、地主豪绅的顽强斗争，成为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先导，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勇篇章。广东农民运动由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有赖于党的正确领导，同时也离不开对农民开展的有效政治动员和政治宣传，其中标语口号是最具特色的政治传播符号。以标语口号形式进行政治动员、凝聚人心和开展斗争在广东农民运动中发挥了独特而有效的作用。

标语口号发挥作用的机理主要诉诸人的情感，激发起人们认同，引起参与和行动的热情与激情。本文试从传播学与政治动员视角，探析早期广东农民运动中标语口号的共情—认知—行动的三维作用机理，以期为创新新时代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共情效应：激发情感凝聚

在早期广东农民运动中，标语口号不仅是政治宣传的工具，更是构建身份认同、集体认同、动员感召的媒介。这一时期标语口号传播最突出的特点是“共情”。“共情”通常是指主客方沟通交流时人际互动的心理现象，传播中的“共情”是以沟通双方在特定情境中产生情感共鸣以助推传播效果。有学者将共情传播厘定为“共同、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和传递、扩散过程”“共情传播的结果是形成情感共同体，也就是形成一种群体情感或群体情绪”。

1．身份认同的情感建构

身份认同的情感建构是标语口号实现社会动员的核心心理机制。对广大农民的“共情传播”基于现实的土壤和需要，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就深刻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辛亥革命之失败，就是大多数生产主力军—农民—没有帮助的缘故。”

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广东农民运动先行者彭湃，坚信农民的力量和革命性，决心全力以赴投入到农民运动中去。彭湃面临的核心任务与核心使命是必须动员和发动农民力量。然而，如何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热情，却是一项急切的任务。一方面农民的知识程度低，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彭湃在对海陆丰乡村社会现状和农民现实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和体察后，在《海丰农民运动》中详尽描述了粤东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受压迫的情况：“全县的农民能自己写自己的名字者不到百分之二十，其他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另一方面，受剥削压榨深重的农民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缺乏阶级意识，有着阶层固化的惯性思维。“所以农民的思想一半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传统下来，一半是从戏曲的歌文中所影响而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人生观。以反抗（革命）为罪恶，以顺从（安分）为美德。”

基于这样的客观现实和背景，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彭湃，虽然满怀革命激情和理想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但却在“实际”中受到了海丰农民的冷遇。正像法国著名学者雅克·艾吕尔所讲：“人们是否同意宣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宣传做出回应。”“我天天下乡去宣传，农民总不理我，总不愿意和我多谈点话”。经历挫折的彭湃认真总结分析农民不愿意和他接近沟通的障碍：“一来我对农民所说的话太过文雅了；二来是我的面貌身体服装与农民不同，农民惯受了面貌服装不同者的压迫和欺骗，一见我就疑是他的敌人；二者表示阶级不同，格格不入，总不欢喜和我接近。”

为克服交流障碍，彭湃从样貌和宣传形式上改变策略和方法，摆脱单向的“宣传腔”，从语言形式到内容全方位地与海丰农民对接，把自己当作农民的兄弟，话语表达贴近海丰农民的生活和习惯，用通俗浅白易懂的语言说明在地主盘剥下“耕田亏本”的道理，让农民听得懂听得进还爱听，从而引导农民认识地主剥削农民的事实，从而号召农民组织团结起来与地主斗争。

2．集体认同的仪式化塑造

彭湃组织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农会经常组织群众集会，如“万人大会”“诉苦大会”等形成仪式化场景的建构。在群体环境中，个体的情绪被放大，形成“滚雪球”效应。1923年5月，为扩大农会影响，进一步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海丰总农会在海丰县城外的菜埔圩广场举行隆重的“五一”纪念大会，参会的除海丰、陆丰、归善三县的8000多名农友外，还有来自汕尾的造船工人100多名，附城的男女学生1000多人。纪念大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以“劳动节纪念大巡行”的旗帜和农会会旗为先导，随后是白布旗队，白布旗上面写着“反对国际资本主义”“打倒军阀”“赤化”“反对升租吊田”“反对三下盖”“反对伙头鸡”等大字标语口号。参加游行的人手中都拿着写有警告资本家、田主和军阀的标语旗。游行队伍一路上高呼口号，并散发了数以万计的《五一宣言》书。

这次纪念活动，壮大了农会的声势，对工农群众和其他阶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大会上，农民齐声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农民团结万岁”等口号，形成强烈的集体情绪感染和凝聚，既坚定了农民的斗争决心，又使个体在群体中感受到归属和力量。这种通过重复性呼喊和仪式化身份重构，农民从“被动忍受”转向“主动抗争”，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具象化表达和传播，使抽象的阶级斗争理论转化为农民可感知、可参与的革命实践。

3．多元传播载体的协同共震

广东农民运动的先行者们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因地制宜，不拘形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载体，将标语口号或张贴在板壁、院墙，或印在农会的会员证上和刊物上，或写在旗帜上，或在游行集会时呼喊，或杂糅于歌谣、顺口溜、戏剧表演中。

彭湃早期开展宣传动员时，曾别开生面地将地主压迫剥削农民的事实编成歌谣，歌中唱道：“农夫呀！醒来！农夫呀！勿憨！”号召激励着农民起来反对“天命”，推翻不合理吃人剥削制度。在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介绍经验时，彭湃讲道：“口号太高，结果不好……我们是农民指导者。我们做农民运动要其本身的力量。”这是沟通主体对接受客体的再认识的过程，既是重新自我认识反思，更是对农民、农民运动不断深入了解和再认识的升华。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舒国藩，在1926年9月发表于《农民运动》第8期《农运初步之工作》的文章中，将农民运动宣传的标度概括为三点：（1）宣传切痛苦；（2）口号毋太高；（3）言辞要浅显。因而，在传播媒体还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标语口号言简意赅、简单明了、朗朗上口，更易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理解、接受和识记。

尤值一提的是早期广东农民运动中的石刻革命标语。地跨广东潮阳、普宁、惠来三市（县）的大南山属于喀斯特地貌，山石坚硬厚重，将革命标语刻凿其上，有难以移动和铲除，易于长久保留的自然优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党组织和工农运动组织凿刻的许多石刻革命标语口号，至今完好无损。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广东军阀发动“四一五”政变后，中共组织和革命武装逐步向大南山转移，建立了大南山武装斗争根据地。潮阳县红场公社的大溪坝、大陂、叠石、潘岱等村，在路旁的大石上刻有“打倒国民党！”“反对军阀混战！”“拥护中国共产党！”“男女平权婚姻自由！”等23个标语口号。据统计，在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南山革命石刻标语群共57条，虽历经战乱，但当地的农民群众仍将其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已成为广东省重点革命文物。

标语口号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更是情感凝聚的仪式，通过情感唤醒和集体认同塑造，分散的个体农民转化为具有强烈阶级认同的政治行动者。这一过程深刻体现出从情感认同到政治认同的动员逻辑。切合农民实际，富有感召力、引导力、战斗力的标语口号，以共情传播的策略和方式，搭建了革命传播者与农民受众情感沟通的桥梁，实现了情感输出与价值认同两个层面与农民的互动与交流，直接推动了广东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让广大的农民汇入革命的滚滚洪流。

认知建构：阶级话语与利益诉求的直接表达

梳理广东农民运动标语口号的传播历程承载内容，其主要是通过简短有力的语言符号，重构农民“耕者有其田”认知框架；通过农民/地主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强化阶级意识，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符号化传递。

1．重构农民的认知框架

通过标语口号的广泛传播，打破了农民对传统土地制度的合法性认同。1922年10月25日，海丰赤山约农会在彭湃主持下成立（农会会员由最初的6人发展到500多人），农会发给每位会员一张印着“不劳动，不得食，宜同心，宜协力”的会员证。“不劳动、不得食”将地主剥削的抽象概念具象化，“宜同心、宜协力”实际上也成为易于农民理解和认同的组织原则。这一带有地方性、口头性、简短有力的12字口号，发出的正是农民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剥削反抗压迫的情绪和心声，将复杂的土地革命理论转化为农民可操作的“耕者有其田”认知框架。

海丰总农会成立后在具体工作中，还提出“农民教育”的口号，大力创办农民学校，使农民及其子女得到免费受教育的机会，深受农民欢迎和认可。正因为这些斗争口号反映的是农民的诉求、喊出了农民的心声心愿，农民自己成为新认知的传播者，海丰农民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其斗争声威迅速传播和影响到广东全省农村。

2．强化阶级意识的符号表达

彭湃等农运领袖通过“农民—地主”的二元对立叙事，将复杂的阶级关系简化。传统农民原本以“宿命论”看待贫困（“命苦”），但二元对立叙事使其认识到苦难源于“人祸”（地主剥削）。这些口号不断强化农民与“剥削者”“压迫者”的阶级对立，将农民的认同从“宗族”转向“阶级”，加速了农民阶级意识的觉醒。同时，对立叙事也使农民意识到“只有团结才能生存”。

1923年元旦，广东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正式成立，会员有10万多人，彭湃被选举为会长。海丰总农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农民运动进入一个与旧式农民起义截然不同的新时期，即有明确奋斗目标和斗争纲领。由彭湃草拟、大会讨论通过的《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在第一项“会领”部分以简洁有力的排比句式规定了农会的任务：“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彭湃还根据当时的局势和条件，因势利导、有针对性地提出农会对外和对内的口号，对外的口号是：（1）改良农业；（2）增加农民知识；（3）做慈善事业。目的在于引导社会舆论，不给地主豪绅、军阀等反动势力以任何借口反对农会。对内（农民）的口号是：（1）减租；（2）取消“三下盖”；（3）取消“伙头鸡”“伙头鸭”“伙头钱米”；（4）不给陋规与警察。口号内容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斗争的矛头直指地主阶级及其工具——警察，体现了农民阶级反封建剥削的迫切需求。

肯尼斯·伯克的新修辞学将修辞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和一种传播理念。他提出“同一”概念，即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共通共享的意义空间，并认为可以通过“同一”来改变态度和诱导行为。他还将“劝说”与“同体”和“同一”等同起来：“劝某人时，只有用他那样的语言说话，使用同样的手势，运用相同的语序与比喻，持有相同的态度和观点，在以上诸多方面与他同一才能劝说他。”“铲除土豪劣绅”“减租”等一系列口号的提出，让党领导的农会和农民群众在“对立认同”中实现了“同一”。“贴出一张标语，喊出一句口号，就是亮明一个观点，树立一面旗帜”。这些口号的提出，激发了终年劳碌却不得温饱的广大农民产生清算地主、土地归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并愿意为实现这些利益诉求而不懈斗争。

3．抓准农民利益的核心诉求

有效的社会动员源于对传播对象真实需求的深刻把握，终于对群体切身利益的切实兑现。“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广东农民运动初期，唤醒农民团结农民，开展针对乡村封建势力、剥削制度的经济斗争，特别是为农民争得实际的利益，关注农民的利益诉求，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和任务。1922年10月，海丰赤山约农会成立后，农会印发《农会利益》的传单，通俗、简洁、明确地提出十七条口号式的斗争纲领和工作任务，包括防止田主升租、防止勒索、改良农业、增进农民知识、共同生产等，条条都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明确表明农会是为农民谋利益的。

受海丰农民运动鼓舞，1923年6月，广东省第二个县总农会陆丰县总农会成立。根据农民的要求，农会提出“减租”“取消地主收租的一切苛例”“不给陋规给警察”“改良农业”“增加农民知识”等口号，尤其是“减租”的口号，反映了农民多年的心愿，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陆丰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海丰农民运动之火同样也点燃了与海丰接壤的惠阳县高潭区。至1923年4月，高潭全区已有十多个乡成立了农会，4月底正式成立了高潭农民协会。《高潭区农民协会成立宣言》明确提出：“要减租，要减息……打土豪，反贪官，一切权利归农会！”随着三县农民运动的飞速发展，为便于指挥和统一行动，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农民运动很快扩展到紫金、潮安、揭阳、潮阳、普宁、惠来一带。1923年7月，惠州农民联合会改组为广东省农会，会员达13.4万人，其中海丰为6万人。据海丰县农会的调查，参加农会的农户自耕农占百分之二十，半自耕农占百分之三十，佃农占百分之四十，雇农占百分之十。减租运动的胜利不仅迫使地主豪绅破天荒接受了农会提出的减租要求，使农民得到经济上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农会和农民的政治地位得以提高。广大农民在与地主豪绅的斗争中认识到只有团结一心，在党和农会的领导下，才可以战胜贪得无厌的地主和改变不合理的旧社会和旧秩序。

广东早期农民运动的标语口号之所以产生“一呼百万应”的效果，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农民切身利益诉求最真实直白的表达。精准把握农民的经济痛点、政治诉求和社会渴望，用最朴实的语言将其转化为极具号召力的斗争口号，是高效开展社会动员的密码。

行动指南：斗争实践的目标引领

标语口号不仅是宣传工具，更是斗争的旗帜和行动的号角。广东早期农民运动标语口号的内容紧随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农民的需求及时提出，以配合完成每一时段不同的政治任务。

1．明确任务和方向

“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明了起来”。革命标语口号的重要功能是明确目的、锁定目标，在农运初始阶段，主要任务使农民从模糊的不满转向清晰的斗争方向，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和争取农民的经济利益，“同盟非耕”“减租”“不给陋规与警察”等有明确的反封建剥削的内容，是标语口号的主要内容。在农会领导下，农民同地主豪绅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同时也有效解决了农民内部的种种矛盾，农会的威信越来越高，未入会的农民纷纷要求加入农会，形成入会的热潮。农会组织迅速由赤山约发展到附近十多个约。“由赤山约而平岗约、银镇约、青湖约、河口约、西河约、公平约、旧圩约……都成立了约家会，把县城东西南北都包围起来了”。

1923年发生“七五”农潮后，粤东地区的农民运动被迫转入秘密活动。彭湃等人从海丰、花县、广宁等农民开展减租运动遭受的挫折中，清醒地认识到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他提出“农兵团结”“农兵联合”的口号。1924年12月19日，在广宁农兵联欢大会上的演讲中，彭湃提出“有事为兵，无事为农”“农兵团结”“共建一个衣食住充足的安乐国家”的口号。演讲结束时他带头高呼：“农兵联合万岁！”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孙中山离粤赴京主持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广东省农民联合会发出“与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同奋斗”的号召。1925年2月，为发动农民支援东征军，恢复开展粤东农民运动，彭湃、谭平山等回到海丰县城。3月1日，在县城林祖祠和东征军举行联欢大会，彭湃宣布正式恢复农会。县农会恢复后，即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军阀”的政治口号，引导农民提高反帝反封建的认识，有力地配合了东征军的行动。同时，农会也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发展农村教育”等口号，以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各地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建立后，主要针对国内封建势力，而对帝国主义的危害认识不足，在逐步认清封建势力的背后是西方帝国主义作靠山后，各地农会在斗争中提出“打倒老番”“打倒军阀”“打倒地主豪绅”等革命口号。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25年8月4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八次大会召开，彭湃在报告中提出“工农联合”的口号，这一主张被写进关于工农联合的决议案中，会议代表现场高呼：“工农联合万岁！”

这些旗帜鲜明、指向明确、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标语口号，不仅给农民指明了斗争方向，认清了革命对象，成为广大农民的行动指南，而且把党政治主张与社会动员有机结合，把党的革命纲领同农民的实际斗争有机结合，把农民长远的利益和当前的利益有机结合，从而使党的号召和动员能够深入人心，一呼百应。

2．完善制度化建设

以1924年1月国共两党合作为起点，广东全省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彭湃等共产党人在广州主持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一批批德才兼备的农运干部。他们毕业后，分赴各地农村进行宣传、组织和发动活动，这一制度化的举措确保了宣传工作的常态化和有序有效地开展，推动全省农民运动更广泛深入发展。

农讲所第一届学员周其鉴、陈伯忠等深入广东西江的广宁县，于1924年10月6日建立县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制定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提出“打倒地主”“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农民自卫”“实行国民革命”“农民万岁”等革命口号。县农会在彭湃和周其鉴的指挥下，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农会会员手持小旗，沿途张贴标语，并高呼“实行减租”“解散业主维持会”“解除田主武装”“打倒地主”“农民万岁”等口号，农民运动声势震撼。

地处北江地区的花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广州革命政府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受到革命政府的重视。1923年，花县被列为重点指导开展农民运动的县。彭湃、阮啸仙、黄学增、周其鉴、刘尔崧等一批省党团骨干，先后来到花县组织和发动农民。1924年春，陈道周等人受中共广东区委委派，以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回花县开展农民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发动，10月19日，花县农民协会成立。成立大会上提出“二五减租”“取消佃耕批头金”的口号，并制定易识易记的标语口号式的《会员须知》作为会员行动纲领，内容包括：服从农会命令，遵守农会纪律；按章缴纳会费，拥护多数决议。凡属本会会员，务须亲爱团结，不分地方界限，不分姓氏差别，不得借会营私，私斗尤须禁绝。万众一心向前，打倒贪污豪劣。帝国主义军阀，专吸农民膏血。工农联盟奋斗，敌人完全消灭。其时，花县各乡村的农会有几十个，参加农会者达1.3万多户，农民自卫军拥有800多人。为回击地主豪绅的挑衅，激发农民斗志，农会编出“打倒平山大地方，农民唔忧无米煮；打倒洛场地主楼，农民唔忧无地求”的口号传唱，大长农民志气，大灭地主豪绅威风。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对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充分肯定广东农民运动的成就：“一年以来，广东农民已渐渐觉悟并组织起来，以反抗地主和劣绅，农民协会运动在广东国民党政府之下已成为政治生活里面的新动力。”

由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奠定了广东农民运动的基石，创制的口号标语宣传鼓动也成为广东各地农会进行政治宣传动员的样板。广东农民运动的先行者们对于标语口号传播的策略以及大众化、通俗化探索和实践，也为后来我党以标语口号为载体进行宣传传播的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设计积累了宝贵经验。

3．口号的过激和不当

标语口号是时代的印记和产物。早期广东农民运动存在差异化，所以一些标语口号也存在内容过激和不当的问题。

1926年1月，普宁农民在县城遭到方姓地主打手的无理殴打，重伤四人，轻伤者无数，激起农民公愤。农会最初的斗争策略：“一、提出打倒方姓的口号；二、提出打倒城内的人的口号；三、坚持经济绝交及封锁县城；四、断绝城中水源。”显然，这样的策略口号只能加深方姓与非方姓、城里人与城外人之间的矛盾，而不能达到团结绝大多数农民以孤立地主豪绅的目的。后来，在广东省农会潮梅办事处的帮助下，普宁县农会纠正了这一做法。他们转而宣传“农民的敌人并不是方姓全族的人，只不过是方姓的几个坏的地主土豪劣绅”“我们是同城内的劣绅土豪争斗，并不是同城内所有的人争斗”。

“广东省的农民运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全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广东农民运动中所打造的标语口号成为一股股强大推动力量，反映出广东农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客、地主豪绅、官僚买办的斗争历史印记，通过共情—认知—行动的三维作用进行社会动员，开展农民运动，成为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语言活化石。总结梳理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对传承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在新时期农村工作中创作好用好标语口号的传播，增强党的影响力、感染力和引导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汤红，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肖漪莹，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

【频道编辑】陈地杰 陈冰青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蒋玉 刘树强 

【实习生】徐鸣凯 丁陆薇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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